“在工業(yè)革命后的40年中，英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3.8%增長到5.9%;在美國內戰(zhàn)后的40年中，美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7.9增長到17.3%。與它們相比，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的GDP占比從4.9%增長到18.2%，從規(guī)模和速度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

　　“根據我們的計算，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在1600年達到34.6%的頂峰，在此之后就一直處于下降的態(tài)勢，直到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后才又止跌上漲，這是500年來中國經濟的偉大復興。”

　　12月9日，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在北京發(fā)布《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理論與實踐研究報告》時做出上述論述，并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極其特殊。通過分析中國經濟經驗，現代經濟學可以進一步發(fā)展完善對“政府與經濟學”的研究。

　　報告從新企業(yè)的進入與發(fā)展、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金融深化、以學習為導向的對外開放和審慎的宏觀調控五個方面總結了政府的改革措施。李稻葵稱，他并非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在各個方面都盡善盡美，相反，研究的另一個目的是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在當天的活動上也表示，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不僅僅是市場的力量，正是政府的設計和管理放大了中國市場的力量。“中國的經驗是相當復雜的……我們應該盡量用一種非意識形態(tài)的、務實性的、實驗性的角度，而不是一種以先入為主的觀念來看中國的發(fā)展經驗。”

　　“市場和政府的分工實際上不能一刀切，中國的經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其他國家也看到了類似的經驗，那就是只有市場加政府才能夠取得真正的成功。”羅德里克說道。

　　直接動力是企業(yè)發(fā)展“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直接動力是新企業(yè)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李稻葵說，“在各種激勵措施之下，各級政府都在積極地幫助企業(yè)創(chuàng)立和壯大。”

　　李稻葵指出，這主要分成兩個階段：在1978至2012年期間，各地政府以各類經濟園區(qū)為載體進行招商引資，到2000年中國已有各類經濟園區(qū)約5，000個;從2013年開始，各地政府大力推動“放管服(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ōu)化服務)”改革，圍繞世界銀行營商環(huán)境指數進行改進，過去一年中國營商環(huán)境的全球排名從78位躍升到46位。

　　但與此同時，李稻葵指出，地方政府也會對經濟增長過度熱心，早期出現過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如上世紀90年代的棉花大戰(zhàn)，現在仍存在干預司法的問題。

　　因此，李稻葵指出，一方面，賦予政府幫助企業(yè)發(fā)展的激勵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政府幫助企業(yè)的行為必須得到一定的約束。

　　“中國已擁有全球最大規(guī)模的房地產市場和制造業(yè)，其背后是土地使用權的快速轉換。”李稻葵指出，政府在土地使用方式轉換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協助降低了土地轉換談判中的交易成本。

　　但中國在這方面做得也并不完美。“盡管土地使用方式轉換提高了居民住房消費水平，但也引發(fā)了高房價的問題。”李稻葵說。如今，中國的平均房價收入比高達27，成為世界第二高，北京、上海、深圳分別達到44.34、44、39.9，超過紐約、巴黎和東京的三倍以上。

　　對于高房價的成因，李稻葵認為，這是因為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將土地供應給工業(yè)園而非住宅區(qū)，這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住房資源分配不均，推高了商品房房價。

　　開放放緩態(tài)勢在今年逆轉“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沒有發(fā)生過重大的金融危機。同時，金融深化不斷推進，到2017年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近400%。”李稻葵指出，金融深化改革是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關鍵，因此，中國政府對金融穩(wěn)定高度重視。

　　但與此同時，李稻葵指出，金融投資收益率高度波動，這是需要改進的地方。在1991至2000年期間，中國大陸股市的年化持有受益率高達32.2%，遠遠高于美國的13.8%;而在2001至2018年期間，中國大陸的年化持有收益率僅為1.3%，低于美國的3.2%。

　　“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為全球經濟發(fā)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李稻葵指出，如今，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占全球比重從0.79%提升到12.8%，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中間品供應國。同時，中國也為外國跨國公司創(chuàng)造了豐厚的利潤，在2001-2016年期間，跨國公司在中國獲得利潤超過15.57萬億元，美國通用汽車在華產量占其全球的40%，寶馬在華銷售占其全球的24%。

　　改革開放也給中國帶來過陣痛。李稻葵指出，中國政府為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沖擊也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1996至2000年期間，沈陽有近60萬工人下崗，相當于全市人口的20%。沈陽政府為下崗職工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培訓與再就業(yè)幫扶，把市中心的工業(yè)遷至郊區(qū)的開發(fā)區(qū)，通過土地價差收益進行補貼，還吸引到寶馬建廠投資。”

　　李稻葵認為，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無論是企業(yè)家、勞動者還是政府官員都獲得了向外界學習的機會。“與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相比，學習的作用更加重要。中國有許多成功的產業(yè)升級不符合比較優(yōu)勢原理，包括汽車產業(yè)、電子產業(yè)等。比如，大眾到中國后不斷提高本地化率，使得中國本土汽車行業(yè)可以不斷地跟大眾學習。”

　　“2008至2017年，由于利益關系復雜，一些領域的開放步伐放緩，如汽車產業(yè)和金融服務業(yè)。”但李稻葵認為，2018年起，在中央政府的強力推動下這一趨勢得到逆轉。

　　有的宏觀調控傷害了民企李稻葵指出，中國經濟持續(xù)了40年較為穩(wěn)定的高速增長。在1961至2017年期間，中國的實際GDP增速波動僅為0.19，遠遠低于OECD國家的0.43和中等收入國家的0.25。與此同時，中國還成功抑制了高通脹，在1978至2017年期間年均CPI增速為4.90%。

　　與此同時，李稻葵指出，中國的宏觀調控手段往往過于簡單粗暴，對民營企業(yè)造成了不公平的傷害，當經濟過熱時，宏觀調控限制政策往往最先針對民營企業(yè)。

　　因此，李稻葵建議，政府需要運用市場、改革、行政命令等綜合手段去穩(wěn)定宏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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